關注全國兩會系列評論
▲廣西南寧某小學的學生在智慧教室上英語課。圖/新華社
“建議取消初中、高中英語的主科地位，高考外語改必考為選考”“建議將高考中外語科目的分值降至100分”……今年全國兩會期間，陸續有多位代表委員圍繞中學外語教學提出建議，再次引發輿論熱議。
對此，全國政協委員、四川外國語大學校長董洪川則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中國如果要加快加大對外開放，就必須進行外語教育。歷史證明，文化必須在交往中發展，文明互鑒的前提是文化交流，而交往的第一要素就是語言。
相關建議備受關注，其實與近年高招錄取中外語類院校與專業投檔分“高臺跳水”不無關系。2022年，有媒體爆出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在某省的投檔名次暴跌了2萬多名，外語專業也仿佛一夜之間從早些年的“香餑餑”變成了“勸退專業”。
英語在1984年就被我國正式確立為高考科目，與語文、數學并列。至今近40年時間里，基于應試教育的外語教學體系并未作出較大調整，也出現了教學與考核模式陳舊、學生能力與實際需求脫節等問題。
如今，呼喚改革的聲音高漲，正是一次全面反思從義務教育到高等教育階段外語教學理念與模式的契機。
要不要學不該再有爭議
事實上，“呼吁高考取消英語”早已不是新鮮話題。如果細翻這幾年的兩會建議，每年都有代表發出類似的呼聲，也必然會有教育界人士表達質疑和反對。
盡管雙方的出發點和結論分歧嚴重，有一條認識卻是一致的：在全球化時代，熟練掌握一門外語的意義，非但沒有降低，反而越來越凸顯。
在國際交流日益頻繁的今天，外語的重要性以及社會對此的認識，早已不需要通過一次高考來驗證。在校外教育產業中，外語類培訓的規模長期位居前列，2021年中國少兒英語培訓市場規模高達354.2億元。
這幾年國內高校畢業生出國留學率持續增長，2022年中國人民大學官方公布的留學比率更是超過了30%；相應地，參加托福、雅思等外語測試的人數也在持續攀升。各個行業交流和對話的大趨勢，仍然離不開外語類人才，這在各大企業的招聘需求上同樣有所體現。
因此，社交媒體上，一些借題發揮、鼓吹“外語無用論”的聲音，其實不乏是對相關提案建議的誤讀。代表委員們建言的初衷，是反思用“一考定終身”的高考模式來評價學生的外語能力是否全面、科學，以及過高分數占比引發的應試導向對培養外語實際應用能力是否有負面作用，而并非討論外語重不重要。
在素質教育階段全面普及外語教育，還關涉教育公平的問題。在北上廣等大城市，即使在校外，中小學生也有大量機會接觸和使用外語，他們的交流能力和表達自信遠非欠發達城市和農村地區的學生可比。如果“一刀切”地取消學校內的外語教學責任，這種地域性的競爭力鴻溝只會越拉越大。
▲2022年6月7日，在考點外，送考老師為即將進入考點的考生（左）加油鼓勁。圖/新華社
教學理念需要全面重建
在當前的應試教育模式下，許多學生在外語方面投入了過量的時間和精力，卻難以取得令人滿意的學習效果，出現了大量“夾生英語”“啞巴英語”。這種外語教學模式嚴重背離實際需求，也是推動兩會代表委員建言的重要原因。
早年，由于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綜合國力相對落后、國際化程度低，懂外語的人才少，在改革開放、推進市場化轉型和加入世貿組織、捕捉經濟全球化機遇的關鍵歷史節點，都存在大量人才缺口。這種就業市場的供需失衡，也使得外語類專業備受追捧，外語教育也以培養工具性的翻譯人才為導向。
但時至今日，社會稀缺的不再是簡單的、讓人聽懂的翻譯能力，而是跨文化的對話、講故事的能力。如果還僅僅把外語視為一種“做翻譯”的謀生工具，那隨著語言門檻的持續降低，外語專業學生的競爭力也勢必越來越弱。
競爭不僅來自非科班出身的人員，也來自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技術力量——如今，在線翻譯軟件已經能夠提供包括英語在內多種語言的實時翻譯服務，無論是口譯還是筆譯，都更加便捷與準確。
以學術翻譯為例，大量學者涌入譯著領域，一本海外著作短時間內便會有多個譯本。這本是有利于學術對話的事情，但由于部分譯者缺乏鉆研精神和特定領域的專業知識儲備，讀者亦失去了辨識參照的對象，“以訛傳訛”的笑話越鬧越多，反而增加了對話的難度。
我們需要怎樣的外語人才？這是一個值得全社會共同思考的問題。
會外語的人才越來越多，擅長外語的技術型人才、復合型人才就顯得尤為金貴。因此，未來專業外語教育應該以培育真正的國際化、懂文化、善于講故事的“高手”為目標。
而國內部分高校近年紛紛開辦國際新聞與傳播系，也就是期望讓精英學子的外語能力與其他專業能力組合起來，收獲“1+1＞2”的效果，有能力為國家對外傳播工作貢獻切實可行的戰略和策略建議。
專業外語教育不再局限于培養語言能力，同樣兼顧培養文化素養、邏輯思維、國際視野和跨文化溝通能力，這種模式顯然不必全民參與，進而造成資源浪費。當專業教育轉向“小而精”的發展方向，也會引導中小學外語教育回歸理性，注重個性化與分級制。
社會化考試或將成趨勢
當前，我國高考的“一考決定”模式，與語言學科的實用導向仍有較大差距。也有不少省份已經意識到了這樣的問題，并積極探索改革方案，如上海、江蘇、浙江、北京等地的英語高考都已實行“一年兩考”。
與此同時，大學、企業等社會組織都建立了更多元的外語能力評價體系，也在協助分擔應試教育模式的評價壓力。
比如，近年來高校在本科生和研究生招生時有了更多自主的權限，而在招錄考生時，只要能反映學生的語言能力，雅思、托福、大學英語四六級成績乃至跨國企業、國際組織的實習經歷都會作為外語水平評價的參照。
作為考核人，我們在評估被試人的外語能力時并不單純考查聽、說、讀、寫、譯的能力，也同樣看重他們在另一種語境中交流的心理素質、氣質、邏輯、變通等綜合能力。
在這樣的背景下，嘗試一年多次、分級制的社會化考試，逐步替代傳統高考，或許更符合當前社會對外語人才差異化需求的實際情況。而在一些應用外語較少的專業領域，則可以適當降低對考生的外語等級要求；反之亦然。
如此，既節約了教育資源，也能公正、全面地體現學生實際能力，同時還與國際高度接軌，這于考生、于學校、于社會都是一件好事。
撰稿 / 公羽（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學者）
編輯 / 徐秋穎
校對 / 吳興發
